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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P553-554公平正义、人民福祉作为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的目的和标准，本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目的和标准，自然被纳入了法治传播的官方话语体系，也是政法机构作为传播主体进行法治传播的合法性所在。
形成了国家主导的线性法治传播模式。另一方面，早在80年代一五普法时期，就由专业人员编写了一批法律读本、法律手册，以书籍的形式传播法律知识，如张友渔先生带领一批法律工作者，编写了《公民手册》《大众法学》等，在普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民意容易被压抑，法意难以吸收民意，民意亦没有成为法意的基础。其中，理论论争与实践推演均有很多的关注和探讨，但二者的互动一直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法治实践的连接与媒介的法治传播实践即是政府推进型模式的体现，其变迁轨迹既是中国法治进程的一部分，也是对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回应与反映，并非是完全自发形成的秩序，其中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推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始终是一条主线。[6]P175但有时法律人的学理性分析跟法治实践和其他公众的认知会有偏差，也会带来舆论场的纷争，增加信任成本。所以，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传播是一个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社会行为的阐释工具，法治传播则是在传播规律的作用下不断回应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并与之互动的实践，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亦是一个如何在公共层面上组织和参与法治传播的过程。
虽然，在理论和逻辑层面，法治传播主体对客体即传播的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在实践层面却不得不对现实做出回应。大众媒体成为主流之后，政法机构则是其报道法治新闻的首要信息源。只是，在抵制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和相应后果。
对任何法现象之本质和本质载体认知的改变，必然引起对该现象其他方面认知的改变。(2)依法律应该干的行为和不应该干的行为，即作为和不作为。梁启超基于唯物史观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将义务解说为个人、君主等行为主体对他人、对群体、对国家在利益方面的牺牲或在财产、体力、脑力等方面的给予、付出、贡献，其义务理论自成体系。义务研究有历史深度的要求对我们当代学人来说就是研究时注意义务从日文法学来到中文法学后，自梁启超以来义务在指代对象、被认定的实质等涉及根本含义方面的变迁。
新的义务本质观、本质载体观，有助于法学者比过去更为实事求是地解说义务及其内部外部联系，下面不妨试举几例说明这个道理。按这种论述，从法律层面看,义务是同权利、权力相对立、对称的, 因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其总量等于权利+权力+剩余权（或法权+剩余权）之和的绝对值的负数。
如果说这样定义的义务可能因法律主体未予详细列举而范围不甚明确的话，那么，稍后还有一种定义实际上将义务主体限制于个人：所谓义务，是指国家用法律明确规定并用国家的力量强制公民履行的对国家、对社会及对他人的某种责任。张光博教授和当时他麾下的一些年轻学者，对义务本身和义务与权利关系先后在一定程度上依循唯物史观做了重新论述，尽管它们不一定都合理。不该干的不干,必须干的要干,否则国家将强制你干或者不干,这就是义务。所谓义务超出法定界限，只能是指按等价交换原则衡量下来，甲方或乙方在交换过程中付出过多获得过少。
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公有制企业劳动，计算劳动者所尽义务是否超越界限，也不是以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为标准，而是至少要考虑六个方面的扣除，马克思对此讲得很明白。这里首先要解决好的是义务的识别标准问题。但是，在法律规定的意义上、在主观安排上，完全可能让有些主体承担的义务没有权利或没有足够权利，同样，也可以规定有些主体享有权利却可不履行或少履行义务。因为，逻辑自洽首先是体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理顺，不自相抵牾，依一定标准或规则有序排列。
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受教育的权利，也有劳动、受教育的义务，不等于说劳动、受教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当代中文法学的权利-权力-义务概念体系事实上继承了杨廷栋开创的传统。
如果相互矛盾、抵牾，就应该设法消除不融洽因素。张恒山教授提出和阐述了法律应当以义务约束为重心的义务先定论。
在客观的、本质载体的意义上，确实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如果事情仅仅如此，那就无须赘述了。有学者说，如果有人问，‘融洽在哪里？黑格尔的回答是不存在。按我国现行法律，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外的公民受教育行为，如读大学、读研究生、出国留学，都只是权利，并不是义务，这阶段的受教育行为和过程没有任何义务特征。黑格尔的义务观是国家主义的，他强调国家乃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既体现最高权力，又对个人有最高权利，而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同时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就享有多少权利。权利-权力-义务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增加了权力概念并在较严格区分权利与权力的基础上，将权力放到了与权利或权利、义务同样重要的法学地位。
确实，立法主要着眼于权利和权力的分配和保护，这是在当代主要国家宪法法律文本中都能找到明显证据的事实，但这只是事情的主观方面。用新的义务本质观审视以上七个常见涉义务命题，显然能够对其真理性有一些更清晰、更具体的辨识。
与受教育一样，劳动的权利与劳动的义务在法律、事实上也都是可根据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区分开来的。20世纪30-40年代的中文法学和50年代汉译俄文法学出版物加强和巩固了这个基本概念体系。
例如，试想，在当代中国或其他任一国家的宪法法律制度中，能找到权利-义务基本概念体系中那种范围包括各种权力的外延复合型权利一词？找不到。另外，这个基本概念体系由于对其中各个体的认识没有深入到本质、本质实体层次，内部各个体之间难免缺乏实质性关联，因而整体性比较差，其集中表现是，该体系由哪些个体构成，同上述第一个体系一样缺乏确定性。
更宏观地看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务主体付出一定时间体力脑力换取的东西只有少于劳动力的价值（其价格表现为工资）才算义务付出超越了界限，不是指体力脑力支出换取的东西少于由其生产的商品或劳务的价值或价格。不过，尽管存在上述情况，笔者在这个时期的汉译论著中找到了一些按本文确立的三条标准衡量对中文法学产生了较明显影响的东西。1950年代有代表性的汉译俄文著作的提法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义务就是义务人作出法律规范规定的应作的行为，即作出一定的作为或抑制一定的作为的义务……没有法律义务，就没有权利。在20世纪末，还有学者将法义务认定为表述与权利、权力指代的利益正相反对的事物的法学基本概念, 认为其物质内容或实质，是与权利、权力体现的财产的价格总量相等但本身为负数的东西。
权利义务与商品经济有密切关系。通常，义务概念积淀了前人认识义务的成果，也会记录下后来者在前人基础上对义务增加的新知识。
如面对责任职责的时候，按直面意义绝大多数属于义务范围的名词，少数情况下往往可以做争权夺利的运用。所谓权利义务关系，只能是权利与权利的各种互动关系在引进义务一词后被修改或变形了的语言表述形式。
权利和义务作为法的核心内容，贯串于法的一切部门和全部运行过程。因为，当代中文法学义务概念直接涉及的时间段、相应现象和人的相关实践活动的范围很明确，在研究过程的开始阶段，研究者通常已经通过批判地接受当时的义务概念而事实上继承了前人对迄那时为止的认识义务的成果。
就义务而言，首先应明确，这里的界限只能指法律规定意义上的义务，因而这个判断不适用于本质、本质载体意义上的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以义务与权利的区别为例，我国宪法第42条、第46条分别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在义务认知方面，比历史深度衡量更为重要的是理论深度衡量。在他看来，诚实与自洽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可谓一种反复出现的确认。
在这个意义上，同样真实的情况是，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即任何财产和服务，都是得有人生产、提供的。这个过程开始于20世纪初年，当时留日回国的法律学者杨廷栋对日文法学盛行的权利-义务概念体系的缺憾有所反省，故他撰写的中文法学入门型读物事实上以权力-权利-义务体系取代权利-义务体系，形成了一种修正型法学基本概念新体系的雏形。
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不成其为正常理论体系。欧美关于运用的三种方法和标准中，理性和逻辑极致不太适合本文的主题，但融洽标准中的自洽部分可为本文所用。
1920-1930年代苏联法学有代表性的义务认知倾向是将法律关系理解为财产关系在上层建筑的反映，认为义务总是一种反射，并对应着相关的权利。（二）当代义务概念反映义务现象的周延程度 义务概念在周延性方面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定义义务并辅以适当解说和逐项列举等方式，让其在指代范围上正好穷尽义务现象，不能周延不及，也不能周延过度。